文人与学者：《历史的性别》代后记

文/田青

    前些时候记不清在哪里读过一篇文章，讲一位学者与钱钟书相识的过程。文中说：起初，钱钟书对他不够了解，有一点儿慢待。后来，两人谈起学问，谈过后，钱钟书说：“我过去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文人，原来你是一个学者。”从此钱钟书对这位学者才颇为礼敬。读过这篇文章，我才知道“文人”与“学者”在钱钟书眼里原来有这么大的区别，以至影响了这位受人尊敬的大学者的待客之道。   

    “文人”与“学者”的区别、对立、乃至后者对前者的鄙视，应该是比较后的事了。人类文明的历史，似乎就像一棵树，越长，枝杈便分得越细、越多。比如拿音乐来说吧，成周三代之际，一个“乐”字，便包括了诗歌、音乐、舞蹈等等几乎人类的全部艺术形式。后来，“乐”先是与“舞”分离，与“诗”分离，获得“独立”；而后，自己又分为“声乐”、“器乐”，再往后，越分越复杂，以至本想“分清楚”，结果反而越分越不清楚。比如“古典音乐”、“流行音乐”——难道古典音乐就不流行吗？古代传下来的流行音乐就不能称古典吗？比如“美声唱法”、“民族唱法”、“戏曲唱法”——难道民族唱法就不“美”，戏曲唱法就不是我们民族的吗？再说这“文人”与“学者”，早先，中国只有一个“士”，后来，这“士”分了“文”、“武”，再后来，又分为“诸子百家”，又有了“贫士”、“寒士”与加了“立人旁”的“仕”的区别，仿佛不当官，就不是人似的。近代，“士”变成了“知识分子”，这“文人”与“学者”，便是知识分子的再分类。

    在既不是“学者”，也不是“文人”的人看来，这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是不是“学者”较严谨、较认真、较专业、较深刻呢？可是，“文人”，也不一定就都不严谨、不认真、不专业、不深刻呀？假如说“文人”较有灵性、较有才情、较有生活的情趣和多方面发展的可能的话，那“学者”也不一定各个都是寻扯獭祭、读死书、认死理、只知道寻章摘句的“老雕虫”呀？而实际上，“文人”本是对“武人”而言，“学者”本是对“行者”而言，他们俩，犯得上厚此薄彼吗？“文人相轻”和“文人无行”的成语，肯定是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积累出来的价值判断，但也并不能因此成为被“学者”轻视的理由。因为，这个判断就像女人嘴里常常说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的判断一样，多少带一点儿情绪化的偏颇。实际上，“例外”并不罕见。翻开一部中国历史看看，卖身投靠、为虎作伥的大学者有之；在污泥浊淖中洁身自好、保持人格尊严与“士可杀不可辱”的祖宗家风的文人则更不少。被称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与弃官不做、鬻画为生的“扬州八怪”，就是这些文人的代表。

    分，是发展的必然，也是发展的标志。现代的物理学、化学，在早先都叫“格物”，但发展到当代，就不知道又各自分成了多少个分支、分分支，反正现在任何一门科学或艺术，甚至既不科学也不艺术的如行政之类，无不分支繁复，光怪陆离，让门外人难觅门径。就拿化学来说吧，我只知道我儿子学的专业叫“高分子”，但始终也没弄明白他们学校是否还有个“低分子”专业。但，分虽然是发展的必然，但不一定就越分越好，就像“发展”也不一定全是正面的结果，也会同时带来负面的问题和弊病一样。试问，没“发展”以前马路上像现在这样塞车吗？没“发展”以前电线杆子和公交车站的站牌上有那么多“老军医”、“一针灵”的招贴吗？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没分那么清楚时的混沌状态还的确有令现代人留恋之处。那时候的孔子，你能说清楚他是什么“家”吗？他是“学者”，还是“文人”？现在，“家”是分得够多了，但却出来了对“专家”这个词的类似“魔鬼词典”般的解释——“专家，就是除了他的专业以外什么都不懂的人。”而像孔子一样的全才，却永远不可能再出现了。

    有意思的是，一般的“分”，都只能是自己人分得清；“分”开后的“相轻”，也还是“家里人”的事，对“外人”来讲，却是“一视同仁”的。不要说在拿破仑的眼里，学者的价值有多么高了（据说，当拿破仑欲进攻俄国时，曾吩咐手下准备好足够用的学者和驴子，前者负责鉴定文物，后者负责把这些东西驮回来），就是在我们的“文革”中，在“工宣队”的眼里，也不会有什么“文人”与“学者”的区别，都一样，都是“臭老九”，都得老老实实改造。而那时候，你们自己还“分”吗？还不都是一起扫厕所，一起认认真真地放羊、喂猪？一起“早请示，晚汇报”，一起真心真意地写检查？即使说“学者”对“文人”的清高感是基于对文人风气的清醒认识，并因此而产生的自律意识，那么，从哲学或认识论的高度来讲，也仍旧不够究竟。道家说“齐万物，等生死”，佛家让人们要去掉“分别心”，认为“分别心”是产生贪、嗔、痴的原因。我不知道上述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不是歪曲了钱钟书，如果没有的话，我倒真的有一点儿替这位我一贯崇敬的大学者难过，在我的心目中，他应该比这个境界更高才对。

    但是，倘若我们一定要在知识分子中再分个清楚，我宁可欣赏“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的分法。因为，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对科学技术的学习中丢失了对人类本质问题和对他人的关切，变得越来越拜物、越来越自私、越来越沉浸在个人的“专业”之中，精神生活日见枯萎，与中国古代那些行吟泽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人们越来越不肖，离人类历史上所有进步的、时刻不忘关注人类精神生活与终极命运的中外思想家们更是越来越远。当今天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早已不再是人民的赤旗，早已沦落为一条“白色的领子”并以此傲视“蓝领”的时候，再津津于“学者”与“文人”的论衡之中，不是有点儿太自命清高、太自恋了吗？

    至于我自己，坦率地说，虽然以研究中国佛教音乐安身立命、养家糊口，以“学者”为职业，但恶习难改，性喜舞文弄墨，常心仪古人“左琴右书”的生活，每读《世说新语》或《五柳先生传》等文字，则不禁神往。这本集子里的文章，便全是我在写“学者”必写的专业论文之余写的，拉拉杂杂，大约自80年代中至90年代末，都曾陆续发表过。就像民歌因为不与诗文争名，“不肖假”一样，这些文章，也不用答辩，不用评职称，因此，也不肖“作”，大抵直抒胸臆，记录了些许真性情、真想法。 

    不管是做“文人”，还是做“学者”，恐怕首先要做“人”。昔之大德云：“人成佛成”，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