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一卷20世纪艺术百科全书

2016-05-27 16: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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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以文人画为代表的传统笔墨艺术日渐衰顿。此时的中国画坛,或师法外洋、“以西润中”,如徐悲鸿、刘海粟;或坚守本源,变法突破,如潘天寿、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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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

  20世纪上半叶,以文人画为代表的传统笔墨艺术日渐衰顿。此时的中国画坛,或师法外洋、“以西润中”,如徐悲鸿、刘海粟;或坚守本源,变法突破,如潘天寿、齐白石。其中有一位大师则“以熔铸中西,汇通文野”著称。他“不惜如哪吒童子般破解骨肉重构金身”(谢春彦语),自成一派,开一代画风。西方美术史研究权威苏利文曾专门撰文称赞他是“中国现代绘画的先驱者”,直言“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中国艺术家都更了解西方艺术(尤其是后印象派艺术)”,“能够把西方美学内在化并与他对中国艺术的理解相融合……以创造新的绘画。”

  他就是我国现代画坛一代巨匠,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林风眠。

  林风眠(1900-1991) 出生于广东梅县,19岁赴欧游学,曾担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校长,也是国立艺术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首任校长。他倡导“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理念,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家,如吴冠中、李可染、赵无极、朱德群、苏天赐、席德进等。

  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抗战的滔天洪流,文革的牢狱之灾,远走香江的韬光晦迹,作为二十世纪的同龄人,林风眠见证了百年来民族文化所遭受的困厄与磨难、“中西融合”所历经的波折与流衍。他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极少数不为时局所左右、一辈子不改理想初衷的艺术大师之一。观其一生来去浮沉,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这其中既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弘毅之志,更蕴含着一种“时命或大缪,仲尼将奈何?”的悲怆。

  诚如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所言,“林风眠是一卷世纪性的艺术百科全书”。从林风眠独特的个案身上,“能看到百年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忠诚和激情,也能从他和时代的关系中去领会艺术家的责任,重新捡回那些被忽视的价值。”(策划:张东明 王更辉 统筹:陈志 李平科 李贺 李培)

  命运开篇处的寒凉底色

  1900年11月22日,林风眠出生于广东梅县阁公岭村一个石匠家庭。上中学时其绘画天分已让老师自愧弗如。傅雷曾说他对艺术的追求,正如他的祖父不论四时晴雨、赤脚凿坚镌石之精神。用林风眠自己的话来说,一生“从未无故放下画笔”。

  同乡挚友林文铮曾用“痛苦”一词来概括林风眠毕生创作的基调。林风眠的艺术具有一种“罕见的苦味”(许江语),发源于命运开篇一抹寒凉的底色——幼年时,母亲与人私奔未果,险被宗法私刑处死,后被卖到他乡,再无音讯。他因此大病一场,卧床半年,变得沉默寡言。

  1919年底,林风眠赴法勤工俭学。在欧6年,林风眠游学于法、德,曾先后投师于法国第戎美术学院和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柯罗蒙工作室。他喜欢到户外进行色彩写生和人体速写训练,同学李金发说他下笔“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在第戎美术学院院长杨西斯“珍视本民族艺术遗产”的提点下,他花了大量时间去东方美术馆和陶瓷博物馆临摹。他与当时学院派眼中“欺世盗名”的塞尚、毕加索、马蒂斯甚为投缘,亦从叔本华的哲学、波德莱尔的诗歌等不同艺术门类中博采广撷,创作出了具有表现、抽象等现代艺术风格的《柏林之醉》、《暴风雨后》等作品。

  1924年5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中国美术展览会上,林风眠的作品引起轰动,尤其是高2米、长4.5米的油画巨作《摸索》。当时中国《艺术评论》的报道称,“全幅布满古今伟人”,从荷马、耶稣到托尔斯泰、歌德,“个个相貌不特毕肖而描绘其精神,品性人格皆隐露于笔底”,“皆有摸索奥秘之深意。”这幅笔法粗犷、写意,色调灰黑沉郁的作品,据说只用一天时间一气呵成,深得学界泰斗蔡元培的器重。

  在艺坛初露锋芒之际,林风眠第一任德籍妻子罗达在分娩时染上产褥热去世,婴儿随之夭折。悲恸之余他写下“人生有情泪沾臆”的字句,亲手为罗达刻了一方墓碑,《令人赞赏的春天失去了她的香味》,被视为画家当时“心境”的写照——这幅画描绘一群燕子飞过雾中开花的梨树,恍如柔情一梦,蕴含着一种花落燕归的迷离的惆怅。

  50多年后,劫后余生的林风眠于1979年赴法国举办画展,期间曾到巴黎郊外吊唁罗达的墓地,奈何遍寻不得,顿时老泪纵横。

  万马齐喑时的“一声惊雷”

  1926年初,林风眠携第二任法籍妻子阿丽丝回国,在蔡元培的提携之下,未满26岁被聘为北京艺专校长。两年后,又赴杭州出任我国第一所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的首任校长。执掌中国南北两大美术阵营的十年时间里,林风眠在中国艺坛一举成为众所仰望的风云人物,一度被称作“艺术界的胡适之”。

  在这一时期的史料中,林风眠的形象既挥斥方遒、士气俊发,又隐忍藏锋、用晦而明。在主持校政上,他抱定“为中国艺术界打开一条血路”的决心,投身“改造艺术院校”的事业。在北京,他力排众议,邀请当时被正统国画家讥为“野狐禅”的齐白石来校讲学,又大胆将裸体艺术引入教学;在杭州,他尝试将西画系与国画系合并,毫不避讳地延请与己观点针锋相对、强调国画独立性的潘天寿任教,颇具蔡元培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的风范。

  在社会活动中,他更矢志以“我入地狱”之精神,将美术作为开启民智、移风易俗的利器。他撰文、作画怒斥政治腐败,在白色恐怖下掩护进步学生;他发起、组织了以“艺术社会化”为宗旨的北京艺术大会,主办西湖博览会艺术馆;1928年,他在杭州牵头组建了“艺术运动社”,发出了“集中全国艺术界之新力量”、“促成新时代艺术之实现”的豪迈新声。

  著名美术评论家郎绍君将其十年创作历程总结为“救世”与“避世”两个阶段:从1926年到30年代初,以油画居多,取材于军阀连年混战、政变屠杀、民不聊生等黑暗现实,呼唤人道主义,抗争意味浓烈。画风倾向于表现主义,构图简约,笔法凌厉,用色强烈而凝重,如《人道》、《人类的痛苦》、《悲哀》等。这些作品“直接描写人类自相残杀的恶性”(林文铮语),画面遍布绞架、锁链以及扭曲的、受难的人体,充满无言的断喊凄嘶,“在万马齐喑的时刻……仿佛从沉闷的云缝里响出一声惊雷”(蔡若虹语)。林风眠多次触怒当局,在北京差点招来杀身之祸,辞职南下之后,又惹恼戴季陶,被指“在人的心灵方面杀人放火”,险些令杭州艺专关门。

  1931年,蒋介石到艺专参观,看到《痛苦》时,放话称:“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的人?”迫于政治高压,林风眠遂转攻国画花鸟、风景和人物,在造型、设色、空间处理等各个方面进行融汇中西的尝试,运笔简洁、迅疾,色彩斑斓,画面蕴藉、灵动,已具有了“风眠体”的雏形。

  在王朝闻等学生眼中,这位年轻的校长总是轻言细语,微笑可亲,有如“恬淡和澹荡的惠风”,有时上台讲话还会脸红。周末,他时常与弟子们欢聚于西湖边上亲手设计、建造的寓所“玉泉居”,他鼓励学生纵笔随心,摒除拘谨,甚至劝他们作画前喝点酒,释放天性。待到夜深人散,他栖身于二楼画室,一边听着古典音乐,一边铺纸开笔,通宵跋涉,直至精疲力竭。

  于人,他是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于己,则是滚石头的西西弗斯,笔下可撼摇星河,亦可静影沉璧,林风眠为布丰所言“风格即人”留下了一个精妙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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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和妻子女儿在家中。

  “沉默洞窟”中的惊世蜕变

  抗战爆发后,经历迁徙、并校、学潮和辞职等一系列风波,林风眠将妻儿安置于上海,辗转浙、赣、湘、云、贵及香港、越南,避居重庆,从少年得志、才彦环绕的艺专校长猝然跌入残山剩水、乡野民丛,由此迎来了一生由显转隐的分水岭。

  在沅陵辞职之际,林风眠对追随多年的师生“无不念念”,留下信件叮嘱校方“加意维护,勿使流离”,令闻者痛哭。他料想不到的是,此时杭州旧居已被日军占用为伤兵医院,《人道》、《痛苦》等昔日巨作,被扯碎当成了马厩的遮雨篷……

  在重庆,林风眠没有开过画展,他托人谋了一个负责宣传抗日的“设计委员”的虚职,靠微薄的薪水维生,在长江南岸大佛段一座土墙泥地的仓库里,一住就是将近七年。据李可染等人的记述,林风眠当时过着遗世独立、“苦行僧一般的清净生活”,自己操持家务、置办三餐。他经常就着一点水煮猪肉、蔬菜,足不出户地画上一天,一次可画几十、上百张,大部分付之一炬,剩下的直摞到屋顶。

  事后,林风眠谈起这段往事却说:“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身上才有真正人味,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即便在抗战期间,林风眠仍坚持艺术的非功利主义态度,拒绝转投写实主义,不喜欢“照相式刻板与平俗”,理由是“在艺术的价值上是微细的。”他将精力集中于宣纸彩墨创作,偏爱风景、花鸟、仕女、苗疆与戏曲人物等“小众”题材;在技法与材质上,他打破油画、水粉、国画等边界,探索方形构图、瓷绘笔线、空间糅合、光线透视、色墨层叠等形式构成,将西方的写实与东方的写意进行挪移、错置、嫁接和重组。

  谢春彦、郎绍君等评论家指出,这种“调合中西”的尝试,绝非患得患失、流于皮相的“修补”或“妆点”,而真正是由内及外、由个性语言到气质内涵的涅槃。无论是《拾玉镯》中烟视媚行中的玉姣斜坐,背篓摆摊的苗族女子,乃至苍莽远山与旷野泊船,“无一笔传统程式”,却又是十足诗化的东方意蕴。即使是在最清寂、萧瑟的空山鸟语、风吟渔唱之中,也渗透着一股热辣、浑厚的自由创造之精神,大有“元气淋漓嶂犹湿”之势。

  正如他本人对弟子所言,林风眠很清楚“我走的路,正是你们没走过的”,他更明白,艺术家之修炼譬如织茧化蝶,除了沉潜蜕变,还要有能力挣脱过往经验的牢笼,破茧而出,“许多人走不出来就死在那里了!”他以大破大立之势促成了“风眠体”的出世,但这种与当时的“主流”格格不入的自我苦斗,却注定了余生无尽的孤独。

  抗战胜利后,林风眠抛弃了所有行李,只带了几十公斤未托裱的彩墨画登上回沪的飞机。此时,作家无名氏却预言,他的命运是“残酷定了”的,“过去他奋斗了20年,被误解了20年,在‘沉默洞窟’里隐藏了10年。今后他还得被误解20年,沉默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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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代准备下乡。前排左三为林风眠。

  寂寞蛰伏里的精神远征

  1945年之后,林风眠被杭州艺专聘为教授,主持林风眠画室,与家人团聚,此时距其初下杭州一晃已近20年。“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他温文随和,深受爱戴,一如往常;他又像过去一样办画展、作报告,课余与学生纵论古今,听贝多芬和花腔女高音,与傅雷、关良等名流交往,只是“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

  1951年杭州艺专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轰轰烈烈的“彻底改造”中,原有教学体系被一概推翻:油画先驱吴大羽遭到解职,退隐上海;潘天寿、黄宾虹等丹青巨擘,被勒令从石膏素描重头学起;林风眠、关良被当成“新派画小集团头头”,和学生一起下乡“改造思想”。

  林风眠“识趣”地辞职离开,携眷寓居于上海南昌路一栋法式二层小楼,又一次开始了漫长的蛰伏和寂寞的精神远征。他依靠卖画和一点补贴为生,经济拮据,不得不出售画册和唱片,裁下宣纸边条作画,以求物尽其用。1956年妻女远赴巴西投奔亲戚,孑然一身的林风眠退居二楼,深居简出,常以面条、稀饭果腹,作画之余,饮茶、养花、看戏。

  在这种“野鹤无粮天地宽”的氛围中,没有附庸迎合的累赘,只有以心饲艺的纯正。林风眠在和友人的通信中,自称画风“改变得很厉害”:在戏曲人物题材上,他借鉴立体主义画派,将分场的故事人物折叠在同一画面上,以寻求一种时空上“综合的连续感”;他又将敦煌壁画、皮影等作为“形式的来源”,想从“民族形式”中寻求一条比马蒂斯、毕加索更具进化意义的“出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风眠完成了一系列以鹜鸟和秋景为母题的彩墨画。无论背景是晨光或暮云,布局是群飞或独宿,色调采花青或赭墨,如其自述,这些鹜鸟图都给人“渚清沙白鸟飞回”之感,有杜诗苍凉沉郁之况味。而在西湖秋景系列中,林风眠顿悟自己是“一个从记忆中汲取灵感的画家”。画中的湖、桥、屋、柳,既非西画的对景写生、摹仿自然,更非因袭传统笔墨范式,而是画家在追思、神游中“饱游饫看”,由此提炼出白墙黑瓦配金红树叶的刺激、极致的对照。画中秋色的刚烈与浓酽,没有“自古逢秋悲寂寥”的自怜做派,而是呈现出一种“君子固穷”、怡然自处的气品。

  林风眠在绘画上正值盛年,静物画之考究多变,花鸟画之特立独行,仕女画之疏离如诗,均标志着“风眠体”的成熟,即便是表现山河新貌、渔村丰收等“应命之作”,也绝不流俗,没有染上“浮夸病”。

  上世纪60年代初,林风眠的作品成了“黑画”,1966年傅雷夫妇含恨自尽,林风眠震惊之余,为免留下“罪证”,赶在红卫兵抄家前闭门烧画。由于担心烟囱冒烟被人发现,遂改将上千幅画作撕碎、沉入浴缸溶成纸浆,再倒入马桶冲走,与平生心血惨烈挥别。义女冯叶回忆说,在阴沉的气氛中,他“光着头,一言不发”,脸上一反常态地“坚毅、决绝”。

  远走香江后的沧桑诗意

  文革之中,林风眠遭到批斗和抄家,一度因“间谍罪”蒙冤入狱。1972年底,林风眠被释放,收藏家柳和清称,4年多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使得他的胃病和心脏病更为加重,“脸上一无血色”。因顾虑“时局难料”,他不敢再提笔作画。果不其然,1974年,水墨画《山村》又一次受到批判。

  1977年,林风眠在叶剑英家族帮助下被批准出国探亲,赴巴西探望阔别20年的妻女,此后移居香港。临行前,好友巴金收到的告别留念是他的一幅《鹭鸶图》,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青蓝色调的苇塘孤雁,他为此赋诗一首,遥祝恩师“浮萍苇叶经霜打,失途孤雁去复还。”

  客居香港的10多年间,林风眠先后在日本、法国、香港、台湾成功举办个展,在80高龄凭记忆重画在“文革”中毁掉的作品,“将生命留在尺牍间奔腾、呼号、哭之笑之”(吴冠中语)。《人生百态》、《噩梦》系列等作品,不复精致的含蓄,而是回归青年时代蓬勃的浪漫与表现主义格调,既老辣又天真,仿佛让人看到“尖峰突兀,山林深杳,残阳如火,雪域荒莽”,“笔触之粗犷、色彩之强烈、风格之纵放,前所未有。”(郎绍君语)

  林风眠大半生都在孤独和艰辛中度过,在狱中他曾作诗自嘲:“我独无才作画师,灯残黑尽夜眠迟。青山雾里花迷径,秋树红染水一池。”更于“沉沉梦里钟声”,发出“问苍天所为何来!”的不平之声。然而,其暮年所绘秋景,却始终涌动、弥散着一股哀而不伤、纯净隽永的沧桑诗意,如天风岚霭,徐徐拂面。

  在香港,林风眠听闻有爱国华侨愿意捐款在其杭州故居建纪念馆,他婉言谢绝,表示愿将资助之经费,用于培养青年深造。有人建议将款项命名为“林风眠奖学金”,他说:“那就应该从我自己的口袋里拿出钱来,不能占个空名。”

  1986年,华君武、黄苗子等人代表全国美术家协会,邀请林风眠在“合适的时候”回来看看,林风眠微笑着点点头。他还曾诚挚地期盼:“如果再多给我50年,能够再多画一点……”

  1991年7月,林风眠突发心脏病入院,绝笔之作是应邀为“傅雷纪念音乐会”题字。一个月之后,一代宗师长眠香江。

  许江用细腻的文字为林风眠描绘了一幅“永恒的肖像”:“鼻梁之上立着圆拱顶一般的隆光引着你潜入他的内心”,“这眼中有火,而双唇却又似冰一样的沉默。”林风眠仿佛知道“那悲惨而恢弘的命运的意义”,“他从孤寂中产生对孤寂的爱,并把这种爱化作艺术的烈焰,温暖着他的时代和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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