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自觉、有效与节制——评陈福民《批评与阅读的力量》

2016-07-27 1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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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是一种议论别人的工作。同时,文学批评不断遭遇别人的议论也在情理之中。特别是当代文学批评,一直处于波涛浪谷之中,毁誉参半几乎就是它挥之难去的宿命。

文学批评是一种议论别人的工作。同时,文学批评不断遭遇别人的议论也在情理之中。特别是当代文学批评,一直处于波涛浪谷之中,毁誉参半几乎就是它挥之难去的宿命。但是,无论当代文学批评的命运如何,它一直存在并发展,大概也从某个方面说明了它并非可有可无。现在,文学批评家陈福民出版了他的批评文集名曰《批评与阅读的力量》,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我的上述说的并非“妄议”。

陈福民是当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二十余年来,他一直在文学生产现场,重要的文学会议或重要的文学评奖,都有他的身影出现,他有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发表于专业媒体上。因此,他对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整体状况的了解,几乎了然于心。但是,读过这部文集之后,我更想讨论的,是陈福民对文学批评的自觉、有效和节制的自我要求。这一点并不复杂,但要实践起来,何其艰难:这是一个不写作就死亡的时代,是学界争先恐后地抓项目、找经费、建中心、搞基地、发文章、出专著,为的是能通过评估,保住一级学科、保住博士点或中心基地等的时代。因此说学界已经彻底沦陷并非危言耸听。在这样无比浮躁或虚幻的大环境中,文学批评还会有多少真知灼见或诚恳的体会已不难想象。而陈福民的文学批评,不是以文章规模和数量见长,他是那种惜墨如金的批评家,是那种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批评家。就像他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不是喋喋不休,而是以真知灼见见长。他形成文章的文字,更是删繁就简、标新领异,这就是文如其人。

说陈福民的文学批评有自我要求,首先与他的见识有关。他在“自序”中说:文学批评“是一个现场行为,具有即时性与随意性,往往不是完全可靠的。这种考量在判断力与审美感受等方面提出了知识的优先性原则问题。譬如我们可以强调文学批评的历史感或历史深度,却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学史研究批评化’的倾向。这个意思是说,文学批评的现场感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间距,由于其具体的经验描述与感知通常会转瞬即逝,难以在知识构成上取得有效性的成绩。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于文学批评比较不利的认知,以为文学批评就是某部文学作品阅读之后简单的读后感。更由于随着社会转型、文学商业活动的广泛压力,文学批评经常会在正当的批评活动与商业宣传之间游弋迷走,并因此损失部分荣誉。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在文学史所赖以成立的各种要素中,文学批评繁巨的工作与发现是不可或缺的观点与材料来源。”这种对当代文学批评性质和现状的理性认知,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能做到的。对许多文学批评家来说这种认知并不是自明的,随波逐流的所谓批评家随处可见。因此,陈福民对当代文学批评的自觉,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陈福民不是那种“鲁迅研究”、“文学思潮研究”、“文学史研究”等有“术业专攻”的专家型批评家。他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文学”。在这个无比宽泛的领域里,如何选择他的言说对象,关注怎样的话题就尤为重要。这本文集的文章我此前基本都读过,但一旦集中起来阅读,感觉突然变得鲜明起来。这就是:福民一直关注当下最前沿的话题,从最新发表的作品到新媒体文化,从旧影新知到新文明的兴起。但是,福民绝不是那种追新逐潮的批评家,他的批评与时尚没有关系。这与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整体修养有关。在文学学科对当代文学还有怀有偏见甚至歧视的今天,他并非意气用事地指出:当代文学批评是最难的,因为当代文学批评家必须对它的上游知识都要有所了解,对西方相关的学科有所了解。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代文学批评是难以进行的。因此,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他对本土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一点,我们在他的“当代小说史识”专辑、“批评品格与致知”专辑中一览无余。在其他具体的作家作品批评中,古今中外与论题有关的材料,他几乎耳熟能详信手拈来。这使他的批评文章视野宽阔言之有物而不流于空疏或空转。这就是批评的有效性或历史感。与当下有价值的话题构成对话关系,是一个批评家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地图努力的一部分。他的话题就是他的关怀所在。福民的优点是他积极参与,但他从不盲从或趋从,他的作为批评家的主体性是不能换取的。

这是一个学术上不讲节制的时代。学术除了权力关系之外,人文学科学术成果的量化标准,使大多数学者对数量的崇拜趋之若鹜。学术成果像卖白菜土豆一样,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就越有分量。这个可笑的标准在学科评估中大行其道畅行无阻。虽有学者著文抵制但如死水微澜,体制力量之强大是难以想象的。福民工作在社科院,在当下的体制中,社科院几乎是一块所剩无几的学术飞地。它可以容忍学者短期内不写或者少些文章,而更看重一个学者的综合影响,文章发表在哪里并不能那么重要。“英雄不问出处”只有在这个单位可以实现。良好的学术环境和个人的自我要求,使福民的文学批评显得不那么急切,不那么功力。他对批评的从容显得非常曼妙,这种曼妙可能很少有人能够体会。我想那肯定是一种很享受、很有意思的一种体验。因此,福民的文章大多以短制为主,类似《理想小说、理想作者与文学史》、《长篇小说:历史与人生的风雨卷舒》等下笔万言的文章并不多见。事实上,福民不是没有写过大部头的作品,他论述张承志的博士论文煌煌几十万言,只因他觉得还未达到自己的期许而放弃了出版。文章是否有价值,它的长度并不是唯一的尺度,见识才是文章的命脉。福民那些短制一经发表,总会有人公开或私下议论,或者说,福民节制的言论在文坛总是有反响,在这个时代有这一点已经实属不易。

从事文学批评,也是人生的一种方式,批评文字就是一种人生态度。我感佩的是,福民一边可以积极有效地介入文学现场,紧拉慢唱地表达他对当下文学的看法;一方面,他也可以下围棋、聊大天、围观喝酒、开车走遍北中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儒生,他也是一个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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