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通：我的学术探索之路

西安交通广播《人在职场》栏目让我谈谈我的职场过往。我的职场过往，实际就是我的社会科学研究探索之路。回想一下，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不迷信权威，坚持创新。对搞研究的人来说，迷信权威，膜拜名人，不思进取是不可能有突破、有创新、有大作为的。我关注社会科学是从改革开放以前开始的。那个时候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觉得都公有制了，哪来的阶级？但是社会矛盾总还是有的，当时实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于是我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应当是生产资料公有与劳动力个人所有之间的矛盾”。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每个星期要讨论《资本论》，《资本论》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劳动是劳动力的支出，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这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剥削，但西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国家剥削工人的谬误。劳动不是劳动力单方面的支出，而是劳动力使用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所有者有权参与分配；劳动力雇用不是商品买卖，而是契约信用关系，劳动者是有人权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是生产关系，但在同样的生产力之上我们看到有不同的生产关系。建立在农业生产力之上的封建社会，有欧洲的分封制和中国的郡县制；在工业社会，有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于是输出革命，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苏联解体后，冷战也随之结束。中国放弃了输出革命，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并没有与时俱进，仍然想用西方的价值观一统世界，到处搞“颜色革命”，搞经济制裁。生产关系是由人创造的，在同样的生产力之上可以有不同的生产关系，各种生产关系应当合作共赢，而不是互相拆台，通过文明互鉴，共同发展才是。进入新时代，我们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概括为四个模式，即以人为本+创新发展的发展模式，市场经济+政府推动的体制模式，互联网民主+共产领导的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文化模式，只要坚持中国模式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独立思考，谋天下而，不谋一隅；谋长远、而不谋一时。地方社科院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地方政府服务，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地方政府，重视学术而不是去迎合地方政府。社会科学院和政府研究室不同，政府研究室是贯彻领导意志，社科院要独立思考、独立探索、独立研究，从而影响政府决策。只有独立探索才能提出可供政府参考的真知灼见，如果一味去迎合政府，就失去设立社科院的必要了。陕西是西部大开发的第一阶梯，西安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要落实这个战略定位，就需要促进西咸一体化，组建大西安，整合大关中，依托亚欧大陆桥，带动西部大开发。西安是世界著名古都，西安古城是唐代的皇城、都城，为了保护古都，政府应当迁出皇城。西安行政中心北迁了，带动西安跨渭河发展，拉大了城市骨架，使渭河成为大西安的城中河。省政府应当西迁西咸新区，促进西咸行政一体化，建设大西安，腾出来的政府大院可建仿唐的历史博物馆新馆，作为皇城复兴的龙头项目和奠基工程。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中华文都的皇城复兴，应当撤销城三区，设立皇城区，统一管理、规划、保护、利用唐皇城，在现中华文都大西安。国家要打造超大特大城市为中心一小时都市圈，陕西可通过三分咸阳，既做大西安，又做大杨凌和铜川，构建包括杨凌、铜川和渭南的大西安都市圈。大西安的城市格局不是“川”字形，而应当是“丰”字形。西安作为古都只有一条中轴线，两边的轴线是人为画下的。大西安要打造3+1万亿元产业基地，其科创产业基地在航天、高新、沣东、沣西构成的产业聚集带上，其服务业基地在西安主城区，西咸核心区、咸阳主城区构成的产业聚集带上，其工业基地在渭北工业区、国际港务区、经开区、泾河新城、空港新城构成的产业聚集带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丰”字形结构，可谓西安第一个都城“丰京”的升华和复兴。西安的文化产业分布在整个市域，点缀在“丰”字形结构上，不会形成一个带。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调研时，让我们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找准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陕西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这个定位比新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福建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要高，陕西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西安就是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定位既继承了汉唐长安的定位，又抓住了“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陕北要打造榆林新龙头，带动陕甘宁革命老区，融入京津冀和环渤海。陕南要争取设立国家南水北调中线绿色产业示范区，打通武汉经安康、汉中到兰州的高铁，提升区位优势，融入“西三角”。

三、不设定目标，发挥余热。在岗的时候，由于要考核，要评职称，研究问题受到种种约束，要发权威、核心期刊，要讨领导批示，要争取评奖。现在我已退休，已经没有了这些追求和目标，追求实际是枷锁，现在可以自由研究。我调侃过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现在是社会用啥就干啥，是真正为社会服务了，不搞二次创业，没有功利目标，既拓宽了我的研究领域，又对社会发展贡献了力量。过去在学术期刊上发文章，没有几个人看，实际是自娱自乐，现在在网上发文章，读者很多，实实在在发挥了作用。房地产是大家观注的热点，促使我去研究这个问题。中国的城镇化率接近60%了，但市民化率才刚过40%，城市化完成市民化率要达到80%左右，在这之前房价走势只会涨不会跌。城市发展的规律不是大中小城市齐步走，而是优先发展北上深广等超大城市，现在超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了，就进入到省会等特大城市的发展机遇期了，等到省会城市生活成本也很高了，人们就会到市县等中小城市去，是倒着发展的。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需要实行双轨制，对低收入群体需要通过保障房来解决，你把房价降一半，他们还是买不起。原因是政策出现了拐点。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工业化阶段，需要投资拉动。西方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地方可投资了，只能靠消费拉动，靠消费拉动是没有高增长的。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4万亿投资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经济没有跳崖的国家，当时的世界舆论是让中国去救美国，让社会主义去救资本主义。但是我们把它否定了，主张消费拉动，不投资了，经济当然就下行了。要知道吃是吃不出一个现代化的，现代化要靠投资，靠技术升级，高铁和华为就是典范。现在我们在用发达国家的标准和办法治理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金融调控、环保标准、社保水平、营改增税改等都在向发达国家看齐，脱离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导致民营中小微企业经营陷入困境。陕西是科教大省，但却是经济小省，收入穷省，关键是民营经济薄弱，要消除这个“陕西现象”，对民营经济要给予特别的保护和支持。陕西要追赶超越，必须发扬敢做、敢为、敢担当、敢为天下先的“冷娃”精神，再创昔日辉煌，重振汉唐雄风。（作者系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