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一个边缘化的人”：《刘醒龙文学回忆录》点滴

著名作家刘醒龙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名字简简单单就叫《刘醒龙文学回忆录》，其实这本书更像是随想录，由6章、134个小节构成，各小节长的有好几页，短的只有几行；不是按时间顺序来，而是另有线索。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要读懂这本书不大容易，有很多人生感喟和文学体悟，还有一个大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围绕“新现实主义”的论争；不过就算是不了解这些，单纯欣赏一位作家的历程，也是很好看的。

“获奖是过年，写作是过日子”

这个小标题，还有下文的小标题，都是《刘醒龙文学回忆录》的章节名称。

在这第一章，刘醒龙回顾了自己的学校生活和职业生涯。他在街上遇到一个老是抄他作业的同学，那人毕业后火箭式提拔，3年当上区委副书记，刘醒龙和他打招呼，他投以轻蔑的眼神，一言不发就走了。刘醒龙深受刺激，当晚失眠后决定投身文学。

他在工厂里连年是先进工作者，当团支部副书记；恢复高考后，所有青工都报名，考前3天集体请假复习。厂领导找刘醒龙谈话，希望他带头上班，他居然真的听了话，不但没有请假，还放弃了高考，是厂里年轻人中唯一一个。

后来七弯八拐，他当了车间主任，再到厂办主任，后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再回工厂，不到三个月，又被正式调入县文化馆和县文学艺术创作室，接下来又被正式调到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再到武汉市文联任专业作家。他自称是创下“中国人事制度的罕有范例”。

第二章《唯有故乡才能给我们以未来》，主要是讲述他的家，黄冈的家，武汉的家，家的回忆，家里的亲人，这一章有很多温情。

“用别人的情，说自己的爱”

刘醒龙认为，文学就是用别人的情，说自己的爱。这一章，刘醒龙开始具体谈创作。他首先表达自己的观点：“跟风没有意义，大家批判你也跟着批判，大家弘扬你也跟着弘扬，这种写作立场值得怀疑。”

接下来他就批评了电影《凤凰琴》里用口琴吹奏国歌的画面。他说，口琴在乡村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奢华，小说原作中，民办教师吹奏的是竹笛；而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口琴的，都是“武汉知青”；如果有当地年轻人试图操弄口琴，“马上就会引来无边无际的疑问，你也想当武汉知青？”在电影《凤凰琴》的首映式上，他曾当面向电影主创提出这个意见。

把口琴塞给农村，看似一个道具细节的真实问题，在刘醒龙看来，却关涉到某种城乡之间的紧张。

刘醒龙特别提到於可训先生的一个评价：哪怕是最遥远的乡村，其背后也有一个强大的城市因素。他说“这一点，是看我看得很透的”。

他的小说《秋风醉了》改编成电影《背靠背脸对脸》。刘醒龙认为，影片改动的一处地方，把农村人的担当变成了某种权谋，显得格外残酷，“这样的残酷本身就是一种虚伪。”

不过这一章主要的内容是围绕《圣天门口》，他毫不讳言自己最喜欢这一部作品。他曾三易《圣天门口》的开头，前后抛弃了20万字，想要洞穿历史，写出具有史诗气质的作品来。

他同时表达了对自己一度被归入“新现实主义”的异议。他认为流派一说对写作并无太大意义，有些流派并不具有真的学术意义。“现实主义不是大杂院，不是什么人都能生活其间的，更不能把过路的或者走错门的人都算进来。”

“一切才华都是抵押品”

刘醒龙在书中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自己不擅与人打交道，朋友很少，等等。而这一章，刘醒龙就怀念了自己的几位师友，如周介人、陈忠实等几位，回忆了与他们的交往，从某个侧面勾勒出了中国文学界一些往事。有心想要了解当代文坛众生相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出不少线索来。

到了第5章《一切才华都是抵押品》，刘醒龙特别追忆了38岁就逝去的姜天民。这位从黄冈地区走出去的作家，曾任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是刘醒龙当年在黄冈的知交。“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姜天民，其文学才华在极短的时间里全面爆发，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人心不古者肆意中伤的目标。妖言最甚的那一阵，姜天民手握一把我的工友用高速钢替他打制的匕首，恨不能宰了口中数出的一二三四五个人。在现实中，无论何时何地，这世界最丑陋的物什中，某些酸臭文人的口舌有足够资格上榜，那种明日黄花和江河日下的，还有分明连雕虫小技都谈不上的，最叹为观止的是其妒火中烧后的厚颜无耻，以及比小人还小人地用卑劣手段侮辱他人，作为狐朋狗友的娱乐。”

这些文字读来有点触目惊心了，而这一章里，刘醒龙也不客气地发表了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意见：“我们这一代早期是因为对生存现状不满足而写作，现在的年轻一代往往是为了炫耀而写作，他们这一代人的通病，因为有才华而忽视创作的重要，反而将操作当成最重要手段。……人工智能刚刚出现，便一边说文学将要死在人工智能怀里，一边追着旋风去写人工智能，这些年轻人的才华可能已经到了不可抑制的状态，不‘操作’一下就难受。我佩服有才华的人，但是文学除了才华还需要别的东西，还有很多，况且真正的才华是经不起几回操作的。”

“小说是写给自己的锦书”

“如果说边缘化，我真是一个边缘化的人。大家怎么看我的写作，那是別人的事，但是我的经历里边确实和大家不同。我在乡村长大，但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因为我父亲是区委书记、区长。可是我一到县城，就成了乡下人。我既不是完全的文化人，也不是完全的农民，显然，我也不是一个城里人。

小时候，与乡下伙伴一起玩，没事大家相安无事，只要有点矛盾那些乡下伙伴就会集结起来共同对付我。轮到与城里的孩子一起玩时，情况也是如此，一言不合，大家便邀到一起来欺负我。这就是我的特殊背景。像我这个年龄、这样经历和身份是很少的。我从来不属于某个群体。所以我现在和人谈话，还是老和人家发生冲突，因为我们的话语背景不一样。从我的作品也可以看出来我不是一个矛盾体，然而，只要回归日常生活，许许多多的矛盾就会扑面而来。”

这最后一章，是刘醒龙夫子自道，带有总结意味的话了。

他总结了自己在文坛经历的风风雨雨，看到过、听到过的形形色色，以及在大连机场“720事故”中的死里逃生，最终化成了《蟠虺》中堪为文眼的那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

这句话，是他动笔写《蟠虺》到三分之一处才找到的，这时小说已经写了10万字，他认为，直到此刻，小说才真正开始。（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