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北京大学金融专家窦尔翔:以金融创新服务中国产教融合

2019-09-10 16:03 首页 > 学术中心 > 最新观点 >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微信公众号
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其中在强化金融支持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为深入解读相关政策,本刊对窦教授进行了专访。

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其中在强化金融支持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为深入解读相关政策,本刊对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金融信息工程系窦尔翔教授进行了专访。

教育TEFU为全球教育创新提供土壤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窦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本刊的专访。首先,您作为知名教育金融专家,成立了TEFU联合实验室,请您介绍一下该项目的情况,以及金融支持产教融合方面的实例。

窦尔翔:我担任过欧洲大学北京分校的金融创新课程的授课老师,也是该学校两位博士生的导师之一。我发现该校最大的特征就是学与用深度结合,学生大都是产业方面的精英,具有深厚的业界经验,都擅于在自己成长、工作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希望在学校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该校的课程设置集中体现了学生的诉求:一是理论性、政策性与实战性的深度结合;二是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结合。授课教师都是理论、政策或业界某一领域的佼佼者。上课方式也灵活有效,包括讲授、讨论、游学、参访、案例分享、身份模拟等,注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来搜集资料、调查研究、理论推演、模式创新等。教师和学生深度互动,始终将产业问题和理论求解密切结合。这样既易于从产业实践中提炼出可普适化的重要元素加以研究,也易于经典理论通过当前实践现象被通俗地理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我觉得该校在人才培养的风格和措施上具有很强的产教融合特征,这是我成立TEFU联合实验室的实践背景。

我成立TEFU联合实验室的理论背景是我对教育不断进行升维研究,直到找出了教育发展的高维模式,即TEFU模式。我小时候上学时的教育资源不足,因此对于一个人成长需要哪些资源,我有一种本能的思考。那时担任学生干部的我,特别愿意给老师提一些关于提升学习效率的建议,因此关于什么是有效率的教育我也有着长期的思考。随着我对经济、金融课程的学习,我将经济元素引入教育研究中,发现教育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这其实是产教融合的经济学基础。当我将金融元素引入教育中时,我深切地体会到教育是一个“投资”的过程,成长是一个“合伙”的过程。我在这一领域完成了教育部的三个课题:教育金融制度创新、教育金融抑制问题、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教育金融。我所在的系是金融信息工程管理系,我将信息元素引入金融和教育,试图打造“教育的信息化+金融的信息化”。至此,将教育比作一种孵化产业的上游行为,利用信息化来提升教育效率、降低教育风险,通过金融制度来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信息化与金融的联手进一步提升教育金融的效率,形成了“一体两翼”的教育发展新模式。该模式下,教育以及参与教育的信息提供者、金融提供者互相融合、互相支持,所有的参与力量几乎都获得了“成本最低、效用最大”的效果。整个模式具有深刻的共享经济特征,这已经远远超越了产教融合的目标。鉴于发展教育TEFU模式能带来较好的效果,我决定将该模式加以推广,让更多的教育机构、教育参与者分享该理论带来的益处,也希望籍此引起教育部的重视,作为一次教育模式研发和一种教育“特效药”的“临床试验”。我希望国家、教育部、平台企业、教育供求双方等所有教育利益相关者能早日体会到TEFU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人才培养、繁荣发展和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欧洲大学北京分校的办学理念与TEFU的理念相吻合,具有不断发展的潜力和张力。校长孙焰女士擅于接受新理论、新事物,为TEFU理论模式提供了良好的试点土壤。我十分愿意与欧洲大学北京分校达成共识以构建TEFU实验平台。同时,这也是教育部委托我所做的国家级重大课题“教育国际化研究”的“沙盒试验”,期待为国家早日获得全球教育创新的自主知识产权贡献力量。

金融利用信息技术创造的信用资源

为产教融合提供金融福利

《世界教育信息》:金融在产教融合链条中有哪些服务的价值点?

窦尔翔:我所说的产教融合都是基于TEFU理论的产教融合。因此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产业与教育两方面的融合,实际上产业与教育的融合已经达到了“三维四面五螺旋”的程度,就我的研究而言,这种程度可以表现为29791种模式。产教融合其实是处在TEFU的“产业生命链”中,该链条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基于教育业的“教育产业生命链”,由两个与教育产业相关的链条组成,一条是“教育产业孵化链”,另一条是“教育产业供应链”;另一类是基于一般产业的“非教育产业生命链”,在该类型下的教育是为非教育产业服务的一个环节,由包含教育环节的“产业孵化链”和“一般的产业供应链”两个链条构成。

产教融合实际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教育在“孵化链”中与产业的融合,比如教育必须培养出三类人才,即执行类(操作型)人才、创新类(研发型)人才、创业类(整合型)人才,为新企业的诞生提供基础和前提;二是教育在“供应链”中与产业的融合,对于成熟产业的上中下游企业而言,教育要与之深度呼应,为这些企业的繁荣和经济发展服务,形成“以销定产”的人才培养机制。目前我们强调的产教融合主要是第二类。

在TEFU理论下,金融在产教融合链条中还有两个维度的价值点:金融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给予“道性”和“德性”好的交易主体金融福利奖赏。“道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使用价值,即商品与服务,二是交换价值,即融资能力。另外,金融利用福利创造信用资源,从而为交易各方提供福利,并通过结构化制度将授信资源分享给更多有授信能力的资金提供方。

通过TEFU金融模式,我们想改变之前“教育金融贫瘠”的现状,通过教育金融壮大教育需求方的合伙人团队,从而打破“教育家庭贫富决定论”,完善教育需求方的成长链,补齐甄别、决策、配置、实施、上市、重置等教育环节,提升教育需求方同家庭、学校、工作机构的谈判力;通过TEFU金融打通产业孵化链和产业供应链,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于产业的导航功能,提升教育产业的效率,降低教育产业的成本和风险。为什么金融有如此的威力?因为金融投资的决策依据的是估值原则,而估值是所有主体的劳动进行比较的共性。

根据多年的研究,TEFU模式目前是教育发展的理想模式。它可以同时解决两种教育公平问题:一是基于教育资源匮乏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二是因为教育不能匹配学习者的潜能和兴趣而产生的资源浪费问题。我希望TEFU模式能给学习者带来幸福,给国家和人类带来幸福。

我国产教融合金融支持存在诸多中梗阻

《世界教育信息》:当前产教融合金融支持层面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窦尔翔:目前,国家主管部门已经颁布了一系列促进教育资源有效配置的政策,《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已经细化到重点分工的程度。各地也因地制宜做了很多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以TEFU模式为蓝图的话,我们还能获取更丰富的关于产教融合的思维资源。思维资源是宝贵的“生产资料”。如果我们将TEFU模式看做是教育发展的一种制度技术,让它去回望、引导产教融合,那么产教融合将会得到更加充裕的政策支持和更加高效的运作机制。

第一个问题是缺乏“学研产”的产业孵化链思维。如上文所述,从逻辑上而言,人类社会中的产业都源于创业,而创业的上游核心价值来自于创新成果,创新成果可以回溯到“学”这一人才培养环节,我们俗称其为教育。所谓“学研产”中的产教融合,指的就是产学融合,这表明要强调“学研产”融合中的先后逻辑顺序。产教融合从局部和特定任务来说,属于“学研产”这一产业孵化链的三个环节性元素中两个元素的组合,对于完成阶段性任务、解决阶段性问题起到精准定位的作用。但是突出重点的前提是要有“学研产”的系统性思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对产业孵化链的思考还不够深入。

按照“学研产”思维,人才既是产业供给的起点,又是产业需求的终点,显然“人是”千产之本、万业之源。这要求我们从人的幸福出发,来考虑人的供给与人的需求。人要幸福地供给,也要幸福地需求。因此,人们在供给的时候,一定要坚持所爱、所能,就是满足了供给者的所需,同时供给的人要适度估计另一部分所需者的所爱、所能,合在一起就是“爱能需”原则。

第二个问题是产融结合的运行成本高、风险大、效率低。人才培养环节,按照“爱能需”这一原则,结合产业孵化链思维,人才可以被分为操作性、创新性、创业性三类。严格来讲,只要按照人的本性去培养,所有人就可以在学习和工作时进入“心流”状态。这个过程已经满足了所有人的需求,加之供给创造需求的规律,供给的提供者也将是幸福的。但即使要考虑到产品和服务需求者的偏好,也应当首先遵循供给者的偏好,是基于供给者偏好与需求者偏好的有序叠加。

目前的产教融合有多种表现形式,虽完成了一定的目标,但仍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第一种是产教融合研发模式,主要包括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与交流服务和共同参与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它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缺乏创新的纽带功能,高校创新的最大问题是在围绕教学的研究中基础研究居多,面向产业的创新不足,导致了产业需求与高校创新供给的错位;二是高校的工作者与模式开办者未必按照“爱能需”的原则工作,在心流效应失效的情况下,难以有顶尖的研究成果。

第二种是产教融合共建模式。学校与企业以共建研发机构、共建经济实体、共建人才培养基地等方式,将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科研成果等创新要素进行共享及组合,进而产生创新力来稳定二者间的合作关系。这种模式实际上属于一种新机构的建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往往能取得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但是机构往往会出现用人问题,有时是用人唯亲,有时因为合作者同属于高校工作人员,他们被其他琐事所打扰,未必能专注于研究中。如果机构能以股权为纽带做到机构和人员关系的双重独立,就能保证“共建体”的相对独立、高效的生产与运营。

第三种是项目牵引模式。地方高校除了加大校内项目资金支持力度、提高科研能力外,还争取申请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重大课题项目,或参与当地企业承担的国家和地方的重大项目。这种模式难以算作产教融合的典型模式,不过是高校人力资本的运用而已。这种方式本来就要坚持“爱能需”的原则,即便是当地政府和企业的任务,也应当在考虑成本的基础上在人才市场中寻找最能研究出成果的人员以交付重任。

第四种是人才培养与交流模式。高校与企业相互融入,共同介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二者通过高校教师担任企业顾问或挂职、企业人员在高校任教、共建长期稳定的教学实训基地等方式在人力资源层面进行交流与互动,以促进双方知识共享、交流与创新。这种合作对于那些综合类院校与注重基础类研究的学校未必有效。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地方,应当作为主动方参访体验各类企业,但在过程中必须符合企业的生存原则,企业没有义务承担此类任务。

第三个问题是学生没能被成长资源有效投资。严格地说,以上所说的四类模式都是有效用的,也都是可以自然发生的,但是当我们用口号、政策、责任去驱动时,就会产生成本风险和收益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是教育需求方没有足够的教育选择权,学生一直处于被错配的境地下。

在人类文明体现为经济发展、制度设计以及“身心灵”各方面有所提升的情况下,人的发展就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人本身可以被当作可投资的“物”看待。但现实中,尤其是中国,人们却往往很难把自己当作投资对象,因而自己、家长、家庭往往做出有悖于“对人的投资”理论的行为。这种情况表现为人们缺乏扩大自己投资人团队的意识,市场和政府也缺乏向自然人进行投资的意识和制度设计。

由于个人缺乏成长资源,学习者缺乏同家长、学校和政府的谈判能力,只能接受现有的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教育模式。穷人表现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而富人则是教育资源结构不合理。总体来说,几乎所有人都没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教育是教育需求方的产物,产业是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因为教育需求方没有足够的教育资源支付能力,导致教育水平不足,人的才能因此没有得到深度挖掘。

第四个问题是学校对人才培养的垄断阻隔效应。从教育供给方来看,由于我们部分教育者缺乏对支付能力的认知,不能带动“学研产”上中下产业链条的发展。这是政府出资的教育模式产生多重不良效应的原因。这种不良效因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政府“被迫”成为了教育的垄断者。教育作为“学研产”上中下供求链上的一个环节,既是学习者的需求对象,也是企业的需求对象。这是教育稀缺性成倍增加的原因所在,教育成为横在学习者和企业之间的一座“大山”。一方面入学由教育说了算,另一方面毕业由教育说了算,这是“惯坏”教育或者说让教育“懈怠不振”的逻辑原因。

二是学习者的成长被严重割裂。目前,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只停留在部分高校,大多数学校仍简单地以分数来确定教育资格,从而影响不同高校的工作品质。以分数层层录取学生的做法造成不同年级的学习者被“一刀切”般的割裂,让所有人的成长几乎都同质化地沿着一个个台阶爬升。这造成了成长者在“六胎生命周期”(包括择胎期、娘胎期、家胎期、校胎期、工胎期和老胎期)中的短期规划与长期规划的脱节,并且造成了学习者的学习、工作与收益标准的严重割裂,不能将过程、收益都统筹到幸福上来。

第五个问题是缺乏整合性教育资源的配置平台。教育是供需双方的“交易过程”,教育需求方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资源,教育供给方也需要力所能及地向学习者提供内容。依附于供需双方的教育则可以看作是其个别环节的“外包”,这需要统一的教育资源配置平台。

目前的教育资源是割裂的:一是学生被行政区划割裂,不同的行政区录取分数不同,连上小学都存在跨行政区方面的困难;二是教师以高校为单位聚集,跨校流动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这两种割裂归根到底是由过去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决定的,但是现在的中国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则大大下降,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利用教育平台挖掘教育潜能的时候。具体来说,就是在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资源之间构建一个平台,由这个平台反映教育主管部门的部分监管意图,也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的市场特征。这个平台实际上是政府与市场双方部分意志的整合,是一种新型的政府市场合作模式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在“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原则下,高效利用资金支持产教融合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应该怎样利用中国政企合作的投资基金、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产教融合项目建设?

窦尔翔:毫无疑问,资金是教育发展的前提,但是所有的资金都要符合“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这三项市场原则。只有这种市场化的资金才能为教育提供足够的约束力,让教育遵循“风险、成本、收益”的原则,在这样的资金保障下的教育才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在现行体制下采取“支持”的机制,将可能出现公共资金的误配。如何既利用现存的这些资金,又让这些资金在市场原则下得到高效率的利用?解决办法就是在这些资金下面,找一个有效的资金作为劣后者或者担保者。这个劣后者,就是TEFU模式中作为开域之人的域金融。域金融资金的最大特征就是智慧性,能分清用资对象的优劣。

第一,域金融资金不仅投资于教育供给方,而且热衷于投资教育需求方。产教融合项目究竟属于企业、教育机构,还是教育需求方是难以划分的,但是域金融资金的投资对象很明确,它更希望投资于教育需求方,只有投资于一个不受人监督的、能在未来成为人才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上支持那些为未来人才服务的教育机构,我们才能达到产教融合本来想达到的目标。

第二,域金融资金不仅注重防范在投资中的风险,而且注重资金使用对象的成长原则。对教育需求方的资金使用保持足够的反制力是金融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国模式的金融还应当上升到“正义层次”,这个“正义”体现为以“爱能需”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为其组织起足够的教育资源,并提供工作机会。

第三,域金融资金不仅关注教育阶段,更关注人的成长。很多人将“终身教育”理解为终身学习,总是围绕正式教育制度安排转,造成其理念停留在浅层次阶段,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站在学习者的视角来思考。其实将它换为“终身成长”一词会更有意义,也更有操作性。这样教育阶段的伙伴关系将会无限延展,直到学习者的老年阶段。机构可以根据大数据优势为学习者提供婚恋、工作变动、养老理财等一系列有效的服务。

第四,域金融资金为国际资金的使用提供适当防线。国际资金往往夹杂着一定的除资金成本以外的合作要求,而中国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又需要这种国际化资源的配置。域金融资金不仅可以保证资金和教育双方的风险在合约层面上得以规避,还能够提升到“正义层面”,按照战略部署完成中国教育发展的使命。

银行资金作为市场化的“风险厌恶型资金”

参与产教融合需要多重保障

《世界教育信息》:如何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模式,开发适合产教融合项目特点的多元化融资品种,以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下的配套金融服务?

窦尔翔:国内外银行的资金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化资金,但也是一种典型的“风险厌恶型资金”,要让银行参与普惠金融运动,银行必须考虑“均衡反制力”原则。

我以TEFU模式为例。TEFU模式下的域金融通过域福利的生产,为平台中的交易主体生产了粘性。平台粘性带来了“小系统信用资源”,为银行资金提供了转换的确定额度。这样,域金融对域信用主体有足够的反制力,这成为域金融利用劣后安排同域外供资主体分享优质信用资源的前提条件,也为银行提供了宝贵的无风险供资机会。

有了域金融,第一个受到吸引的是慈善资金。目前不少慈善基金会失信、失灵,成为令人惋惜的“制度损失”事件。而TEFU模式以“道”和“德”为依据,是对域金融的强大背书;劣后和担保机制,则是对慈善资金的合约背书,可以解除好心被利用的烦恼。慈善资金在劣后层面上的加入,使得银行资金获得“无风险时慈善资金不参与收益分配,有风险时慈善资金立刀横马”的制度效应,确保了银行资金的安全性。

其实,作为一种运作平台,TEFU模式既完成了政府想监管而难以完成的监管任务,又能反映政府的意志,为政府的教育发展提供资金。因而从产业政策意义上来说,政府也愿意承担提供劣后资金的角色。但是域金融具有担当意识,把政府资金变为劣后资金后,极大地提高了政府资金参与的积极性,扩大了参与规模,延长了参与周期。按照顺序,政府资金还可以在银行提供“教育公益创投资金”前进行劣后准备,这样银行资金的安全性将得到多重保证,参与TEFU模式的积极性、规模、周期也将得到大大提升、扩大和延长。

金融投资实训基地项目需要

以市场化的交易为前提

《世界教育信息》:应该如何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发行标准化债权产品,以加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投资?

窦尔翔:在没有风险分层组合的条件下,传统金融活动的普惠性、原则性和正义性无法体现出来。TEFU模式的域金融模式,就是为了利用不同投资主体的资源,通过合作消除金融活动中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实现成本、风险、收益共担,达到金融交易均衡量的最大化,金融交易双方的匹配性,金融交易的便利性、快速性、安全性,并实施完成TEFU模式对教育交易主体、教育产业链的管理职能。TEFU模式的最大特征就是为金融提供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两大部分,一是金融服务的对象,二是金融服务的决策手段,二者保证了金融的“三性”原则。

教育域金融的第一种劣后安排,即作为一种债务对来自银行的“私债”的劣后。这种劣后所起的作用在于对来自银行的债务起到风险分担的功能,也是对教育利益相关主体的信用背书。这种信用风险分担和信用背书使得系统性信用资源,即纯信用金融得以繁荣,让教育金融远离“嫌贫爱富”的、老旧的、重资产式、低额度的金融。尽管传统的标准化债权也是一种纯信用金融,但与教育域金融的重大区别在于其融资方缺失了反制力,既没有传统的小系统信用资源型反制力,也没有劣后反制力,容易出现违约的可能。因而任何教育机构发行标准化的债权产品,其前提就是保证融资方反制力的存在。从现实来看,在劣后反制力的作用下,域金融是最好的教育金融劣后工具之一。

那么如何提升域外股权投资者对域内教育相关主体进行投资的反制力呢?我们仍然可以用劣后的方法,但由于域外投资工具的股性特征,劣后于股的只能是股性工具,因而我们需要用“股性域金融工具”对域外的股性教育金融合约进行劣后。

有两种可以灵活变通的方法:一是使用教育域的股性金融工具与域外的债性教育投资者形成“债+股”式金融;二是不管运用什么组合,域内的教育需求方,即学生或者学习者都可以获得各种金融合约,即“非标债”“非标股”“标准债”“标准股”等组合。

总之,所有相应的金融政策都必须以市场化的交易为前提,产教融合也不例外。传统的金融之所以对教育行业,尤其对教育需求方讳莫如深,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投资者考虑到教育行业的风险大、成本大,但收益小。如果采用行政性方法支持产教融合项目或者教育相关主体去发行股权或者标准化债,则可能带来重大金融隐患,也不符合目前国家的“去杠杆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调控形势。唯一的办法就是调动市场机制,通过利用金融原理形成结构性金融产品。

重塑师徒关系引入金融因素

将大大降低学生面临的各种风险

《世界教育信息》:在“加快发展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鼓励保险公司对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保险专门确定费率”方面,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窦尔翔:2014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学校、企业的深度合作和学校教师、企业师傅的联合传授,向学生提供以技能培养为主课程”。现代学徒制更加注重技能的传承,由校企共同主导人才培养,设立规范化的企业课程标准、考核方案等,体现了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

现代学徒制是“现代”和“师徒制”两个词的组合。师徒制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在传统的师徒制中,师父不仅是徒弟的老师,要教授技艺,还应担起父亲的责任,兼顾照顾徒弟的生活;而徒弟对待师父则要像父亲一样尊敬,免费为师父工作。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血缘的关系,让师父与徒弟往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但双方归根到底还是在商业与利益上的合作,所以有“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说法。现代师徒制则主要强调“校企双导师”、规范化的课程体系,去掉了传统师徒制下双方繁琐的义务。

传统职业教育的育人责任、实习责任、人身意外伤害、就业风险等的承担主体明晰,均由学校承担,但是现代学徒制是校企共同负责培养、共同承担风险,因此会出现责任不清的情况。这时费率的确定就能很好的解决这种情况,而且要在其相关的费源和责任人上做文章,比如利用人社部对现代师徒制中的每一名学生补贴4000~6000元作为费源。另一个办法就是重塑师徒关系,将古代师徒关系中的商业关系上升到金融关系,通过股性金融纽带扩大学生的“成长合伙人”范围。我以《教育金融制度创新》中第九章第三节所提出来的“反哺式公益基金”为蓝本,将学校、教师、师傅等三大主体与学生的母校、师傅关系加以提炼,将双方关系塑造成股权投资人与被投资人的关系。一旦这种关系确立,双方的利益得以捆绑,股权投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尽力去关怀学生,使得学生面对各种风险的程度大大降低。至于人生意外伤害险,人社部可以代表国家为所有现代师徒制的参与学生提供统一保险。

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教育平台的生产者

和全球教育交易的“助产婆”

《世界教育信息》: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窦尔翔:十九大报告表明中国必须告别粗放发展模式,进入一个高质量的发展时代。中国将为全球自然技术和制度技术的创新,为新产业新企业的孵化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将倒逼中国通过分门别类的精细化教育培养工匠人才、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

中国教育要尽快吸收古今中外教育研究与发展的先进元素,形成自己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本国与全球作出具有激励相容性的贡献。该模式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爱能需”原则。该原则主要为了彰显人的终极目标──幸福,而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过程本身就是完成一个接一个的中期目标,其操作方法是保持这个过程的持续性。“爱能需”可以产生持续的“心流”状态。这要求所有从事教育行业的人重新审视和评估现有的教育制度,扪心自问是否违背了“爱能需”的原则。

第二,人业链视角。这是对人生过程的阶段性划分,每一阶段都有每一阶段的禀赋特征和成长特点。“六胎生命周期”中,高校只是“校胎期”的部分内容,而“校胎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可见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学校教育,它就不能健康地引导人成长,我们必须为之反思。

第三,教育链意识。教育链是人业链的一个缩影,正确的教育链是完整均衡的:教育对象的甄别、决策、资源配置、过程实施、上市和重置这六大环节中,每一环节的花费成本带来的边际效应应该相等。然而,现实中则违反了这一原则,教育连环不是残缺就是弱化或者不均衡,这一点必须引起重视。

第四,人企链思维。人要过得幸福,必须要满足“身心灵”上的需求,因而一定要超越“逐资源而居”的采集狩猎型生活模式,采取“以企业聚集生产力”的分工协作型现代生产环节,因此能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企业才是最关键的。人的幸福水平取决于创新人才的研发能力和创业人才的孵化成果能力。

第五,TEFU模式。只有将TEFU模式中的产业具体到教育中,才能通过教育产业生命链来完成人的教育与企业之间的联系,通过教育信息技术链来解决教育产业生命链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教育金融制度链来解决教育产业生命链中的资源稀缺问题。

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教育平台的生产者,也是全球教育交易的“助产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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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声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